我们决定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启动这项工作，这将使这项研究的进展更快、更容易，也更具新意。
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先进分子从各种社会思想中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就曾经提出过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想法，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尚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毛泽东思想的国体政体理论是建立、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石和根本指针。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法学领域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全面拓展了中国法学的研究领域、推进了法学理论创新，为全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新时期的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大量著作、文稿和译著中，以国家和法治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法学著述位列第一位，且与中国革命相联系、与中华法治文明相融贯、与世界法治文明相融通，开辟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之先河。
尊法和据理的有机结合，在思维和行动两个层面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统一起来了。20世纪4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法律观告诫全党，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法制和新中国的法律秩序绝对不能在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必须运用革命的暴力手段，彻底打碎国民党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六法全书。第二个阶段是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阶段，也可以说是理论证立与实践检验的过程。
三是对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新的部署，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充实，提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1945年，党的七大在党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道路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二）实事求是原则指引下的立法机制 为了实现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的要求，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就前者来说，若没有正确性主张，这种指向就容易偏离，理性世界不仅失去道德秩序，而且无法保证法律秩序的长久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党章中体现为初步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与任务。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人大立法的补充，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党的思想路线完整地表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前者属于实然范畴，后者属于应然范畴，法律事实不等于原始事实，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为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很难做到还原原始事实，进入法律视野的原始事实都发生在过去，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只能依靠证据规则，由此认定的事实则是法律事实。因此，实事求是是一种结合了方法、价值与程序的包容性的概念，具有如下特征： 1. 实践性 实事求是传统上是一种治学精神和方法，在古代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张力没有那么大，故治学本身也是一种实践。
十九大党章的修改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自然结果，是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上达到了更加客观的高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历时性的实践检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过程。所求之是，即客观正确的判决，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发现错案之后，严格遵循依法纠错。
在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坚持可证立的实事求是原则，就意味着严格遵守党内民主生活法则，立法必须遵循法定民主程序，司法则要遵循推理和论辩法则，只有每个主体都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证立过程中，才能产生最体现民心与民意的客观共识。由此出发，实事求是作为政治原则，在以党章为首的党规体系当中，体现为探索与纠偏机制、证立与实践检验机制以及深入群众的审慎理性机制。
公理不等于真理不代表公理不会成为真理，连接二者的是实事求是原则，它在主观与客观、实然与应然的二元论中间，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从实际出发—主张正确性—理论证立—实践检验—达成共识。在二者之间走出一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端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
另一方面，客体是独立于主体及其认知的外在世界中的事物与事件，这些事物与事件是客观存在的，非主体可以肆意想象虚构。也就是说，马克思时代的主体哲学的认识论对应的是强度客观性的符合真理观，而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共识的产物，对应的是共识真理观，即经过主体间证立的适度的客观正确性。然而，在涉及复杂社会关系的立法活动中，共识不等于真理。除了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死刑复核程序外，刑事案件即便已经终审判决，一旦发现错案，人民法院都应重审、重判，对于因冤假错案遭受损害的人予以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以及国家赔偿等，例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佘祥林案，在发现属于错案后，司法机关积极认识和改正错误，对案件进行重审，为受冤者正名，并且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二是群众在这一过程中提出的意见经常石沉大海，得不到立法机关正面回应。（一）实事求是原则是科学立法 与民主立法的统一 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参与诉讼的各方主体要能够充分参与到案件审理的程序当中，确保能够对最后的诉讼结果产生影响，这既是诉讼法程序正义的要求，又是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然而，从上文所述的实事求是理论观察，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符合论，认识的有限性以及方法的检验性都可加以深化与升级，实事求是因此表达的是一种探索与纠偏的辩证机制、证立与实践检验机制以及深入群众的审慎理性机制。
形而上客观的事物无疑具有独立性，只是独立的程度不同，取决于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求具体包含两种正确性主张，一种是理论证立的正确性主张，一种是实践检验的正确性主张。
而且，很多政协的组成人员都有专业背景，他们参与到立法商谈中，可以帮助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立法人员加深对专业领域与技术化问题的了解，从而在对相关问题具有较好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确保决策的客观正确性。教条主义执迷于西方理论的形而上真理性，实际上是误把西方理论等同于制度实践。
二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在司法领域，它体现为破除无罪推定、程序正义等一系列价值的教条化，从实际出发，勇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实现司法裁判在价值与程序，形式与实质上的统一。每个行动主体都要从实际出发，但为了得到判断的客观性，就要提出正确性主张，从理论上加以证立，实践上加以反复检验，最终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进行历史定位，同时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次，正确性意味着可证立性，任何人提出正确性主张的同时也提出了可证立的主张。1921年党的一大并未制定党章，但是以党纲的形式规定了党的政治纲领、领导与组织制度等。
实事求是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历史上看，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实践的优先性，正确处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它由三个要素组成：（1）正确性的断言。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无罪推定主要是一种形式价值论，它强调的是对被告和嫌疑人的形式意义上的保障，如果教条化，就会伤害实质权利和价值，而实事求是是一种包容性理论，追求的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实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事实，故二者之间不是相互否定，而是前者包含在后者意涵当中。3. 基层参与的民主商谈立法：群众路线 议会立法深受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容易变成利益集团的交易市场，故克服资本集团控制下的议会立法是公法理论的关键议题。
我国《立法法》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而《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任何主体提出这一主张，就意味着对这一主张负有证立义务。1977年党的十一大试图纠正错误，但是在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间产生分歧。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发展阶段。因此，实事求是可以描述为一种循环式上升的程序：从实际出发—主张正确性—理论证立—实践检验—达成共识。
它不等于中国或任何一种地方性，也不是某种形而上学价值，而是沟通二者的必经之路。在这种范式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被认为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交融的过程。
在方法论上，党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求是即求其是，是指在明了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事物的内在规律。
